摘要：在评价近代上海的中医活动及其影响时，中医团体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上海是我国最先创办中医团体的地区，在20世纪前半叶的近50年中，上海的中医团体活动十分活跃，具有创办时间早，组织规模大，团体数量多，活动影响广等特点，其辐射出的作用和影响对形成上海成为近代我国中医活动中心的地位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 近代 上海 中医团体 发展
医会团体的出现是我国中医界从单纯自我发展的小农经济模式走向现代社会的成熟标志之一。我国 中医团体的产生时间大约在20世纪初叶，从目前资料上看，上海是我国首先创办中医团体的地区。1903年李平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医团体——上海医会。（1）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近50年间，有不少于30多个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中医药团体先后问世于上海，这些团体的创办，及其辐射出的作用和影响对形成上海成为近代我国中医活动中心的地位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发展背景与条件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西方医学快速涌入，使中医受到冲击。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们渐渐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人不可不学，学不可无会；不学则孤陋寡闻，无会则团体涣散”，（《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1909年商务印书馆）为了保护和巩固中医的地位，振兴并发展中医学术，他们也开始效仿其它行业，纷纷成立中医药团体。
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之所以能发展，有着它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上海是个移民城市，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之一，大量的商机，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口也飞速增长，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周边及东南沿海的苏浙皖赣闽粤等地的居民纷纷进入上海。据《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一书的数据，1852年上海人口为54.4万人，到1900年时已达到100万，而到1915年时，上升为约200万。（2）涌入上海的人们的籍贯和职业是多样的，其中就有大量是中医中药操业者，包括许多各地名医，如费绳甫、丁甘仁、夏应堂、周雪樵、汪石莲、丁福保、谢利恒、恽铁樵、包识生、余听鸿、曹颖甫、祝味菊等等。
20世纪初叶，由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正是思想文化十分活跃的时期，各种争鸣时常出现。在文化界对所谓旧文化、旧传统（包括对传统医学）大多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在中医界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反应。在中医自身的学术发展、中西医学孰优孰劣、中医改进和革新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一潮又一潮的讨论和论争。另一方面，聚集于上海地区的中医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医家，更多则来自全国各省市，他们的传承经历、学医过程、临床实践以及患者对象都有所不同，因而在对中医理论、诊疗方法以及各自的用药特点上存在着认识和应用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构成了近代中医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思想和学术背景。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经历了晚清帝制、北洋时期、国民党执政、抗日战争和租界孤岛以及后抗战时期等多个阶段。整个民国时期，由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采取歧视和压制中医药的政策，近代的中医始终处于受挤压、被取消的情况之下。执政当局变着法的出台各种压制中医中药的政策，从而迫使中医中药界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会的产生是中医界借以维护自身权利的产物。由于时代的特定性和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在维护中医地位和自我发展等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发起并领导了多次全国性的要求政府重视中医中药和保护中医生存权利的抗争运动，这些抗争运动，如果没有中医中药团体的组织发起和领导，没有广大中医药界人士的积极参与，仅仅凭借几个人是不可能实现的。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本身也教育了中医人士：只有团结才有力量，组织起来才能争取生存。这也是中医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原因。
需要指出，在医会的创办和发展中，社会名流往往起到组织和推动作用，诸如上海医务总会、神州医药学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中西医研究会等组织都是先有一些医界的名人相约议事，形成结社意愿，然后组成团体。他们中突出的有李平书、余伯陶、丁福保、丁甘仁、夏应堂、谢利恒、丁仲英、蒋文芳、陈存仁、张赞臣等人，作为中医界的精英，他们对中医事业充满了热爱，不但有政治上的敏感和忧患意识，而且具有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上海中医药团体的创办和发展中成为中流砥柱。
发展阶段及特点
在上海近代城市史上，中医团体的出现要晚于其它行业。19世纪末，上海的同乡、同业团体已经陆续出现，据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记载19世纪90年代的同业团体有14家，其中没有中医药行业（3）。故李平书在创办上海医会时就曾感叹：“沪上持业皆有会，惟医独无。”（4）宣统元年（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卷四·公益团体》中列举“各种公会”有32家，其中中医仅有上海医会、上海医学研究会2家（5）。然而，起步较晚的中医药团体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却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和影响力，同时也显示了上海的中医界有识之士们坚韧、智慧和勇于革新的精神。
最初的中医团体多是在学术见解相同或者学术流派比较相近的人士，即所谓“志同道合”者之间组成。但其规模较小，形式散乱，开展的活动以探讨学说、研究学术为主。不少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和发起人的原因，很快就解散或中断活动。随着社团的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组织起来”渐渐成为广大中医药参业人员的共识。上海的中医团体在不断地分离、合并、重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不少中医团体不但有中医人士参加，也有中药从业者，甚至有西医的加入。组织活动的地域也逐步扩大，从上海到全国，甚至海外也有分支机构。
整个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在20世纪20~30年代，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性中医药团体就有8个，会员达数万人。当时上海地区几乎各个区域都存在中医药团体的活动，据1931年编印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统计，民国十九年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登记团体会员单位共计535个，其中上海地区的医、药、商、学各界团体有52个，属于中医团体就有24个，其它还有中药团体10个，善堂8个，中医医院7个，中医院校3个。（6）可以说，近代上海中医团体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时间早，规模大，数量多，影响广等特点，其所产生出的巨大影响及向全国，以至于海外辐射的能量，对于上海成为我国近代中医活动中心地位起到促进作用。
近代上海的中医药团体的办会模式从地域角度可分为全国性和地区性两种。全国性组织如中华医药联合会、神州医药总会、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中国医学会、中西医学研究会、医界春秋社等。这些组织参加人数多，影响大，辐射范围广，除上海外，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也设有分支机构，经常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开展一些跨地区的活动；在参加的人群中除中医外，也欢迎中药和西医人士参加。地区性组织有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上海医务总会、上海国医公会、上海中医学会、上海市中医师协会、松江卫生医药协会、南汇县中医学会等等。从办会内容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1) 学术研究性质，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旨，如上海医务总会、上海医学研究所、医学研究会、神州医药总会、医界春秋社等；(2) 中西医学交流及研究性质，旨在沟通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医医药研究社等；（3）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或半行政性质的中医联合团体，如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国医公会、上海市中医师协会、国医馆上海分馆等。
总体看，近代上海中医团体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1）萌芽阶段：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三年(1903～1911年)，这一时期，一些与中医药有深厚渊源的乡绅、商人如李平书、顾滨秋、黄春甫等联合中医界精英开始组建医会。出现了沪上最初的中医团体，相继创办了上海医会（1903）、医学研究会（1904）、中国医学会（1905）、上海医务总会（1906）、医学世界社（1908）、中西医学研究会（1910）等。其中中国医学会、医学世界社、中西医学研究会均有西医参加。这些医会团体的特点大致为①以上海本地为组织活动范围，组织规模不大，内部多不稳定，但运作机制已属于新式社团。②已经意识到中医存亡的危险，提出了办刊物、兴教育、开医院等关系到中医发展的战略，并主要开展了学术讨论，编发刊物，开办医院和学堂等内容为主的学术活动。③已经出现多个小团体联合的情况。可以说，这一阶段的中医团体为以后的上海中医发展和抗争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2）发展阶段： 1912年~1926年的北洋时期。这一阶段出现的中医团体有神州医药总会（1912）、中华医药联合会（1913）、上海中医学会（1921）、江苏全省中医联合会（1922）、医界春秋社（1926）等。经过萌芽时期的经验积累，中医界精英们对于“组织起来”已经十分娴熟，创办的中医团体呈现出规模大、人数多以及积极参与学术论证和社会政治活动等特点。此时期的上海中医药团体的影响通过发行刊物、广募会员、组织活动，以及开展学术论争等已经向全国辐射，并开始起到组织领导的作用。例如，神州医药总会曾在国内十余省市设立分支机构，会员人数最多时超过万人。1913年创办《神州医药学报》成为继《医学报》之后的国内最具影响的中医刊物之一，在20年代初期中西医学论争中起到较大的舆论引导作用。
3）抗争阶段：1927年~1937年的国民党执政时期。如果说此前上海中医团体的活动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争，到了这一阶段，各医会团体的活动更多注重于维护中医地位，争取中医权利的抗争运动方面。由于国民党政府在中医政策上的多次出尔反尔，使得中医抗争运动此起彼伏。从1929年的反对“废止旧医案”到1936年的争取中医管理权，上海的中医界组织抗争集会、请愿等活动不下5、6次之多。一些中医团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团体，还组成职业协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代表中医执业人员发出维权的声音。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上海市中医师协会（1928）、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1929）、上海市国医公会（1929）等。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著名中医社会活动家如夏应堂、谢利恒、张赞臣、丁仲英、陈存仁、蔡济平、陆渊雷、蒋文芳等。
4）低潮及恢复阶段：1938~1949的抗战及抗战后时期。抗战爆发后，上海被日军占领，中医团体的活动转入低潮时期。一些团体因人员内迁、离散而解散；更有不少中医团体因不愿与日伪政府合作而宣布停止活动，表现了宁折不弯的高尚气节。《医界春秋社》就曾作铭：“不与敌寇往来，不受楚齐伪命。举世滔滔，独能洁己，既差腼颜事仇，复憎虎皮蒙马，任他逐逐，宁畏咥人。”（7）抗战后，在国民党政府“复员令“的要求下，一些中医团体陆续进行登记，恢复了活动。尽管有着再振雄风的弘愿，但由于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对社团的控制更加严格，恢复后的中医团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这一时期中医团体的规模和影响已远不如前。如上海中医师学术研究会（由医界春秋社改组而成）在1937年前有5000余人，遍布19个省市及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到1949年仅为276人。神州医学会抗战前最多时超过万人，1950年的登记会员人数仅为494人。（8）在这期间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医团体主要有中西医药研究社、复兴中医社、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上海中医师学术研究会等。
主要活动及影响
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在创办后大都十分活跃，开展了大量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活动。许多中医团体在办会之初就将研究学术，改进医药，普及知识，开展社会救助作为办会宗旨，除开展学术研究外，还致力于城乡卫生救济、医药知识宣传和扶贫济难的诊疗活动等公益事业。大多数中医团体都将创办学术刊物、编辑中医教材，出版医学书籍、开设医院（诊所）和中医学堂（学校）作为主要活动内容。据统计，几乎所有的中医团体都编辑发行过各类学术刊物或者会刊。当时许多有影响的中医报刊，如《医学报》、《医界春秋》、《神州医药学报》、《中医杂志》、《中西医学报》等，以及一些有影响中医学校，如神州医药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等都是由中医团体创办或进行管理的。
旧上海是传染病多发之地，因而也给医会团体施展作用提供了机遇。每年夏季传染病多发季节或每当有大疫发生时，都有中医团体开办时疫医院、诊所，组织中医师施医给药，救助百姓。如《中华医药报》曾载：民国二年5月，中华医药总会开办施医局，5个月内共治内外各症1,800余人。同年10月，南京大疫为灾，该会又在南京举办施医周。此后每届夏令霍乱多发季节，都设临时时疫医院施诊给药。（9）据上海市社会局民国18年统计报告，1929年夏季有23家医学团体、慈善机构和医院实施施医给药活动，共诊疗人数233,213人，平均每天2,582人。（10）其中就有多家中医团体，如上海市国医公会、上海中医学会、神州医药学会等。神州国医学会曾组织时疫研究委员会，专题研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提出关于病原、治疗及预防方法的研究报告。（11）此外，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医会团体和中医学校还在“一二.八”和“八.一三”期间组织举办军事救伤速成培训班，发动募捐并组织救护队与医疗队分赴前后方服务。如上海国医学会在九一八事变后，动员会员“共谋救国”，并致电国民政府“誓以一心作政府后盾”，同时会同上海中医学院学生自治会举办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的活动。1937年8月，该会与上海其他一些国医国药团体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发动全市国医药界捐款支援抗战，并组织受训国医赴战地服务。（12）
大部分中医团体十分重视中药制剂的改良和创新，上海医务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中西医药研究会、神州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师学术研究会等都曾建立中药研究机构，进行中药品种的调研、制剂改良等研究。如包识生曾发起创设神州模范制药社，以改良中药品种；中华国医学会也为谋药品改良，于民国21年创办粹华制药公司，研发新的中成药品；上海中医师学术研究会于民国22年创办中国制药社，将张赞臣的临床经验方制成独灵草丸片、吹喉保咽丹、祛腐生肌散、神效制痰水等成药。（13）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特定性和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在维护中医地位和自我发展等方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发起并领导了多次要求政府重视中医中药的求生图存的中医抗争运动，如1912年北洋政府“临时教育会议”漏列中医，引起全国中医药界的抗议，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发起十九省市中医救亡情愿活动；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废止旧医案”，上海市中医协会率先提出质询和抗议，发表《告全国中医同时书》，提议并发起召开了全 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上海成立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14）领导了著名的“三一七”抗争运动，对于维护中医药的社会地位，促进中医队伍的团结，加强中医药研究和发展中医药学术, 特别是将中医从各自为政的散沙状态引导到团结合作的道路，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近代上海的中医团体是上海中医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医会团体的活动既印证了20世纪以来上海的中医有识之士求强图存的不屈不挠和艰辛历程，也揭示了近代上海中医事业的发展轨迹，对研究和揭示海派中医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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